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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區概況

      長城文物研究—— 居庸關歷史沿革

      來源:北京十三陵特區辦事處      時間:20-04-29      作者:

       

         居庸關歷史沿革

         在中國的萬里長城防線上,有一座建筑在崇山峻嶺之中的軍事重鎮——居庸關。作為北京西北部的最后一道防線,它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經歷了眾多朝代的交替和變遷,扮演了其舉足輕重的角色。從而在長城歷史乃至我國歷史上都可顯現出居庸關特殊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透過居庸關這樣一個歷史的縮影,我們可以了解2000多年來我國政治、軍事、經貿、文化、建筑、藝術等諸多方面的演化和發展。 

         居庸關位于北京市西北部,坐落在長約40里的一條溝谷之中,這條溝谷就是著名的"關溝",因為居庸關城設址于此,故此得名。無論在古代和現代,關溝都是交通要道。它是北京通往宣化、大同、內蒙古等地的必經之路。此外,關溝兩側皆高山聳立,峭壁陡不可攀,正是這種險要的地形地勢,決定了居庸關的設關位置,整個關城位于關溝的中部,東跨翠屏,西達于金柜,南北兩座雄偉高大的城樓將兩山長城(即關城的城墻)連成一體,城樓上高懸有"天下第一雄關"的牌匾,關城就在關溝這種雄險的地勢之中, 扼控著南下北京的通道。古代的軍事家也稱這里是:"控扼南北之古今巨防"。

         "居庸"一詞最早見于戰國時期古籍《呂氏春秋》的《有始覽·有始》篇。書中記載:"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謂九塞?大汾、方城……居庸。"西漢初,淮南王劉安撰寫的《淮南子》之《墜形訓》篇記載有:"天下九塞,居庸其一焉。"春秋戰國時期,居庸關是燕國在北方設立的一座要塞。當時燕國北部與東胡接壤。自公元前663"伐山戎之戰"開始,燕國北部戰爭不斷。利用險要的山川形勢設立"居庸塞"其作用是軍事攻防。 

         居庸關設立關城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漢代,《漢書·地理志》記載:"上谷郡居庸有關"。此外,1972年,在內蒙古和林格爾發掘出了一座漢代古墓,墓內壁畫上有一幅居庸關的畫面,上面有"居庸關"三字,同時描繪出了當時關內外人來人往、車水馬龍的一片繁榮景象。這說明,在1900多年前的漢朝,居庸關不僅已經出現,而且在經濟貿易交通運輸方面,已經非常發達。 

        居庸關最早修筑長城的歷史始自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到了北齊天寶六年(公元555)又征發了180萬人修筑長城。這條長城長900里,自古代的幽州至恒州(今南口至山西大同)。并由居庸關往東把長城修到山海關。自此,居庸關才與長城相合,并成為長城上的重要關口。在北齊年間,居庸關也曾名"納款關",這證明,當時居庸關不僅有軍事作用,而且在經濟貿易上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遼金兩代,居庸關的軍事地位,更加顯露出來了,并且成為南來北往的交匯地,在經濟文化上更加繁榮。公元936年,居庸關被后晉割地賂遼。遼比較重視農業發展,將大量的漢人遷到長城以北,這樣使得中原地區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廣為傳播,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遼以國都臨潢為上京,以大定府(今遼寧凌源西)為中京,以析津府(今北京)為南京,以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為西京,以遼陽府(今遼寧遼陽)為東京。遼的五京,不僅是政治和經濟城鎮,也是工商業城市,其中尤以南京(今北京)最為繁榮。當時,作為交通要塞和南北交匯之地的居庸關,在南京(今北京)與西域、中亞等地進行的廣泛經濟文化交流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居住在松花江和黑龍江流域的女真人過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遼的統治者對他們進行政治上的壓迫和經濟上的剝削。女真完顏部首領阿骨打,利用遼王朝后期的腐敗不堪和廣大女真人對遼統治的不滿,發動了反遼戰爭,并于公元1122年攻陷遼國國都燕京。此時,就是先攻打下居庸關,而后揮師南進,一舉攻下遼都燕京的。 

         金國以燕京城(今北京)為中都。完顏亮“役民夫80萬,兵夫40萬作治數年”,于公元1153年遷都于北京。當時的燕京成為金最大的城市。金人設榷場貿易,換牲畜、戰馬,當時居庸關是這種商業活動的重要通道。 

         從公元1211年開始,為了反抗金朝對蒙古族的統治,蒙古國的成吉思汗不斷發動對金的戰爭,曾多次攻陷居庸關。但公元1209年,成吉思汗進攻居庸關時,金兵憑險堅守久攻不下。最后蒙古軍隊轉攻紫荊關,然后統經涿、易二州由關里向外,兩面夾擊,才攻陷了居庸關,于公元1234年將金滅亡。 

         公元1206年,忽必烈仿效中原王朝,以中統為年號,公元1271年,他進一步廢除“蒙古”國號。定國號為“大元”。公元1272年,忽必烈遷都北京,公元1279年,最后滅亡南宋,使中國復歸統一于元。 

         從此,元代皇帝經常往返于大都(今北京)和上都(原都和林)之間,“每歲至駕行幸上都,并由此途”。這樣,元代的居庸關成為了皇帝經常通過的必經之路,也成為他們途中的駐蹕之地。 

         作為御路,關溝峽谷20公里的山路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整。在這一時期,居庸關的經濟、文化出現了一個飛躍。作為行宮,居庸關的建筑也有了一個空前的發展。當時,居庸關內建有花園、寺院和皇帝住宿的地方,并在峽谷的南北口(南口即今南口村處,北口即八達嶺)建了兩道大紅門,作為居庸關的南北大門。 

         據《順天府志》記載:一次,元順帝路過居庸關時看到這里的山川拱抱之狀,想到祖先打江山的辛勞,于是想在兩山之麓建一“西域浮圖”,下通人行,意為希望塔下經過的行人受到佛法的保佑。 

         元朝熊夢祥的《析津志》上記載“至正二年今上始命右丞相阿魯圖,左丞相別兒怯不花,創建過街塔。在永明寺之南,花園之東,有穹碑二,朝京而立,車駕往還駐蹕于寺,有御榻在焉。其寺之壯麗,莫之與京”。 

         從上述內容,我們可以了解,元代時居庸關已經有了一個規模宏大的建筑群,有過街塔,有氣勢宏偉的永明寺、穹碑、花園,還有"旁舍棋布",象棋盤一樣排列整齊的房舍和皇帝及隨行人員居住的宮室建筑。這些建筑與峰巒、山川、樹木互相輝映,形成皇家駐蹕的勝地,成為盛極一時的地方。這一時期相對比較安定,居庸關在軍事上并不十分重要,但到了明朝,情況則大大改變了。 

         明朝將元朝滅亡之后,元的統治者蒙古貴族逃回舊地,他們依然不斷南侵,對明的地域進行騷擾。此時,東北的女真族亦相繼興起。為了防御北方的擾掠,“終明之世,邊防甚重”,明初就建立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綿亙萬里的長城防線。此防線除了布有重兵的九邊重鎮之外,為了加強京城的防務和帝陵(明十三陵)的護衛,又增設了真保鎮和昌鎮,構成了九邊十一鎮的防御系統。 

         在明朝200多年的歷史中,一直沒有停止對長城的修筑和加強長城的防務。其工程之大,耗資之巨,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居庸關在這一歷史時期也得到了大幅度發展,是繼元朝居庸關大規模發展后的第二次輝煌,并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

      明朝的巡關御史王士翹在《西關志》中記載: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徐達、常玉春北伐燕京,元主夜出居庸關北循,二公遂于此規劃建立關城……東筑于翠屏山,西筑于金柜山,南北兩面,筑于兩山之下。 

         洪武三年(公元1370)明在居庸關置守御千戶所。

      洪武四年(公元1377)明朝為了徹底孤立元朝殘余勢力,將大量大漠以北的蒙古人遷到長城以內,并認為當時具有戰略意義的關城有四個,而居庸關就是其中之一。 

         明朝永樂四年(公元1404)明在居庸關置衛,下領千戶所5處,以作為京師北面固防。

         到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3)明成祖第4次親征,114日入居庸關,這時,京師各衙門官員都來迎駕。在居庸關舉行了十分盛大的儀式。參加這次歡迎儀式的中外文武群臣和百姓竟達100多萬人,由此可了解歷史上居庸關的繁華。

      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居庸關修筑水關水門。 

         明朝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發生了歷史上的“土木之變”。蒙古也先部在1449年分4路攻打明朝,自己親自率兵攻打大同,明英宗的親信太監王振既無準備,又不懂軍事,更不與大臣們商議,擅自調動50萬大軍,挾持英宗親征,結果很快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東南)大敗,很多大將陣亡,王振也死于亂軍之中。明英宗被俘。此后,瓦剌軍又向北京進攻,在北京的兵部尚書于謙,扶保英宗的弟弟朱祁鈺即位,進行了保衛北京城的戰役。 

         瓦剌部撤退后,明朝近一步加緊了對北方的防務。

      兵部尚書于謙曾言:“居庸京師之門戶,乃以僉都御使王熔鎮居庸,創建城垣!边@次所修的居庸關城垣,是在徐達、許廓所修關城基礎上的又一次擴建。此項工程于景泰六年(公元1455)完工。至今居庸關南北關門上,還有“居庸關”字石匾,旁邊還有小字“泰伍年捌月吉日立”題記。景泰年間,居庸關城的建制達到了最完備的程度。關城之內設有衙署、書館、廟宇、糧倉、神機庫等各種相關的建筑設施。居庸關的范圍也分為五道防線:北面有岔道城、八達嶺、上關城,南面有南口,加之居庸關關城,合為五道防線。此時,居庸關在軍事防御方面也達到了最完備的程度。 

         明朝中期以后,明朝的軍事防御重點轉移到山海關一帶,居庸關的軍事地位開始下降。 

         清朝時,由于清朝政府采取“政治”統治的政策,采取了罷修長城的政策,同長城一樣,居庸關的軍事地位進一步下降,逐漸成為一個歷史遺跡。 

         由居庸關漫長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居庸關經歷了由出現——發展——發達——鼎盛——歷史遺跡的演變過程。在任何一個以北京為國都的朝代,居庸關無論在軍事方面、交通方面、經貿方面、文化方面都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而且,這里就是歷史的舞臺,既有刀兵相見的廝殺,也有和平時期的經貿活動,既是連接關內外經濟、文化、生產技術的紐帶,同時又是守衛北京的中流砥柱。由元代所遺留下來的國寶——云臺,可以顯現出我國勞動人民的偉大智慧;由在遺址上恢復的明朝各座廟宇,我們可以了解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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